教育信息化正处融合拐点 专家：应向走产业互联网之路

　　未来网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张冰清）“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正处在一个融合贯通的拐点”清华大学无锡应用技术研究院数字教育技术中心、“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MOOC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学博士王涛在接受未来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我国在线教育发挥的应急支撑作用及其暴露出的问题表明，建设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可以自如切换，能够有效支持混合式教学和异地实时教学模式的国家教育基础设施体系，对于确保中国这样一个教育大国，无论在何种极端特殊环境下都能安全、稳定、灵活地开展教育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迫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大规模转向居家在线办公和在线教学，人类生活、办公、学习等物理场景与虚拟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深度融合。这不仅引发了全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巨型实验，而且也将永久改变全球教育和社会的未来。

　　突发疫情和科技变革的双重影响无疑拉开了新时代全球教育转型发展史的大幕。我国拥有独特的教育制度优势、完备教育理念、人才培养体系、坚实网络基础设施以及疫情期间大规模实施在线教育、办公和生活的实践经验，已经具备抢住契机引领变革的有利条件。在后疫情时代全球防疫常态化的严峻形势下，线上与线下融合和自由切换或将成为全球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新常态”。那么，如何打造融合贯通、虚实结合的学习空间，才能为后疫情时代我国各类学校、社区、家庭、党建等提供最新理念和科技基础设施支撑？

　　经此一“疫”在线教育真实状态渐显

　　疫情期间大规模在线教育测试让真实状态完全呈现。王涛认为，我国教育信息化2.0行动正在进行中，因疫情的爆发而被直接推向前台，经受了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千万级教室规模、上亿人同时学习的全方位测试。这次测试虽然不乏“狼狈”，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作为疫情防控期间的应急教育服务体系，在线教育应用现场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对我国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使教育供求双方的真实状态完全直接呈现，很多未知变为凸显的已知，对在线教育的发展方向进入可明确探求阶段。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学需求、基础设施对于教学支撑能力的缺口等都基本清晰呈现，在线教育产业界将会尽快提高产品可用性、优化产品体验。”王涛坦言。

　　其次是教育机构、教师和学生在被迫使用线上教学手段后，不再拒绝尝试和深入应用，在线教育由可有可无的辅助手段变为刚需和常态；教育界专家、学者、教师从纯在线教学回看实体课堂时，对于课程、教学会有别样的理解，对线上与线下课堂的融合会有更多的思考。

　　再次，广大一线教师中的一部分，曾经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阻力，这一次被直接抛入“大海”，拼命学习新技能以应对学生学习要求。经此一“疫”，这些教师将会成为信息化的推动者，至少不会成为阻挡者。

　　但王涛也指出，“在线教育尚未达到“好”的水平。”

　　王涛坦言，疫情中的在线教学出现了大规模系统崩溃等问题，一是平台支撑不够。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的角度，需要考虑在大中小学各个层次的学校部署建设适应长期系统化学习的“在线教育平台”，以支持千万级别规模的班级在线教育常态化实现。

　　然后是院校融合应用程度不足。过去20多年的教育信息化偏重于基础设施和学习资源建设，总体上体现为资源和平台主导的“资源建设模式”，而非教学过程主导的“教学重构模式”，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融合程度不够。

　　另外，可普遍接受和落地的教育装备标准缺失。从教育信息化装备建设的层面看，没有形成行业生态标准，而教育信息化平台、智慧教室、工具等装备没有统一的软硬件和平台标准。我们需要实现从教育信息化1.0的“资源建设模式”到教育信息化2.0的“教学重构模式”的真正转型。此次疫情正在倒逼各院校、教育组织加快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融合进程。从某种视角看，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和社会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产生严重的倒挂现象，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已经极大地落后于社会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为开展线上教学，很多教师匆忙上阵。王涛认为：一是主体能力匹配不足。从教师信息化素养角度看，20多年的教育信息化偏重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忽视主体能力建设。疫情中暴露出的教师在线教学能力不足、学生在线学习不适应问题，足以证明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存在结构失衡。针对教师能力建设的有关政策——从ICT能力标准的引导到信息化教学支持专职队伍的建制，再到普及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政策，均处于“忽视”和“不足”状态。二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设计不足。单一的视频教学形式导致学习感受枯燥，使在线教育只能算“有”的水平，尚未达到“好”的水平。出现以上问题，根源在教育信息化属于互联网产业，应该从产业互联角度通盘考虑问题，而不是仅仅考虑教育信息化一个领域的问题。

　　教育信息化应走产业互联网之路

　　从产业互联角度看，王涛认为，之前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模式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短板或不足：

　　一是由教育系统中各部门主导的教育信息化规划、设计和实施，因传统校园、教室及管理的封闭性，使得教育信息化产品不可避免地带有学校的特性，是局域产品而不是普适的公共服务产品。尤其是智慧教室建设“千室万面”，出现一校之内同时使用几十个平台和几十个App的复杂局面。这实际上背离了教育信息化的初衷：运用信息技术改变教育模式、提升教学效率，突破区域限制共享优质资源，重构教育生态。

　　二是校园内的信息化产品大都以万、百万为预算单位，从调研、论证、招标到验收，整个过程即使正常推进，也要将近一年时间。投入使用后，更新换代非常缓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师生在校园之外使用的各类应用，投入经费都是以亿元为单位，而且迭代非常快，几乎按天迭代，且使用简单，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学校教育信息化极大落后于社会的现象。巨大的反差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全国各地、各级教育系统中，累计投入巨大、分头建设形成的各类教育信息化产品，好用的不是很多。

　　三是课堂教学模式大都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没有和互联网环境有效融合，没有进化属性，是在同一层次重复进行，从而导致传统教学被“干扰”，出现禁止手机进课堂的现象。也就是说，教育信息化使用或管理的不当，使得有些课堂教学效果出现“退化”现象。

　　教育信息化产品要服务教育和社会，就要遵守互联网、物联网发展规律，从技术生态视角看，教育信息化应纳入产业发展框架，走产业互联网发展的路子。但因为涉及到教育，具有鲜明的教育特性和发展规律，由此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支撑。经过多年研究、探索和实践，王涛认为应该有一个构建在互联网、物联网基础之上的、服务于全民的、可普遍认知的新教育生态，把它命名为“室联网”，定位为产业互联网。

　　王涛认为，室联网可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新思路。

　　“从新基础设施视角看，若教育信息化技术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就可更好服务教育。”王涛说，室联网的标准化体系架构、已经实用的综合应用服务平台及其经过反复迭代升级已降至较低的建设成本，有助于产品和服务标准化，使教育信息化项目从投入到产出更透明可控，可大规模推广实施并根据需要动态部署，从而推动教育信息化跳出耗时、耗力、耗财的孤立平台，进入更高层次，真正成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

　　二是从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视角看，在这样的新教育基础设施之上的教育发展，将激发出对教学本质规律的新发现。有专家指出：互联网的下半场，效果释放关键在于“全链条的数字化”，这将为管理提供最小的颗粒度——bit。对于教育来说，整个教育体系各环节、各流程的全数字化，为教育管理和研究观测提供了最小颗粒度，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服务，将为教育理论创新提供更多的视角和路径。

　　三是从国家安全视角看，室联网体系架构可助力我国建成线下线上“双栖”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育发挥的应急支撑作用及其暴露出的问题，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套“双栖”模式对于确保我国作为一个教育大国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能稳定、安全、灵活地提供支撑教育服务，具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意义。室联网架构可以全方位释放我国教育信息化30多年建设蕴聚的能量，推动教育信息化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可以预见，在完全联通的室联网标准体系的支持下，我国教育将迎来互联网时代的根本变革，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世界教育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