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网暴、性侵问题滋生的土壤 代表建议：通过人工智能过滤违法侵权信息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受访者供图)

　　“当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专项法律,针对网络暴力的规定散见于《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范中,难以应对十分复杂的网络暴力。”方燕向中国少年报·未来网记者表示。

　　昨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明确,继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自诉转公诉,检察机关接续发布公民人格权保护指导性案例,从严追诉网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犯罪,起诉3436人,同比上升51.3%。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建议,对于网络暴力问题,有关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能立案的公安部门要尽量立案,做到平台管客户,政府管平台。

　　今年两会,“两高”报告中的“少年数据”也引发关注。

　　“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追责459件。”

　　“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9万人次、解聘2900名有前科劣迹人员。”

　　“从严追诉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1万人,同比上升5.7%。”

　　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组织于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有223起,受害人数569人,14岁以下儿童占比为75.8%。

　　而上述三个数字在2020年则分别为332起、845人、81.48%。

　　方燕分析道,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在遭受侵害后,即便犯罪分子已经依法得到惩处,也难以修复侵害行为对未成年人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

　　“而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一些未成年人在遭受侵害后,由于不构成犯罪或者因为是自诉案件、无人知晓等原因,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济措施。目前的社会救助干预体系也并不完善,最终很可能酿成悲剧。”方燕表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教育部等九部委于2020年5月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确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在2021年6月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这一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防范未成年人性侵害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提出了“建立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共享查询平台”的建议。

　　她指出,公安部门也应主动对接这一查询平台,共享、提供与被查询人性侵违法犯罪的有关信息,为各教育单位录用和查询教职员工、拟聘人员是否存在性侵等违法犯罪问题提供便捷。

　　“建议加强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明确《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应当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情形。”方燕向中国少年报·未来网记者表示。

　　她进一步指出,建议未来由最高法通过指导性案例或者批复、答复的形式加以明确。例如,对经过专家诊断、有精神上遭受重创的诊断结论、需要进行心理康复治疗的受害人,应当认为属于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